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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题为《中情局如何制造了谷歌：大规模监视、无休止的战争和天网，它们背后的秘密网络——第1部分》，文章链接见：https://medium.com/insurge-intelligence/how-the-cia-made-google-e836451a959e；由于内容过长，为方便阅读，风云之声将分四期介绍，本文为第二期，第一期见《中情局如何制造了谷歌（一）：谷歌背后的“深层国家” | CHS》。

【 译 文 】

NEWS /2015/1/22/

如果说“关税保护”和“产业政策”是帮助美国在19世纪快速完成工业化的顶层设计，那么“军民融合”和“公私合作”则是美国在20世纪和21世纪占据科技领先的不二法门。本文作者纳法兹·艾哈迈德通过长期的调查，以谷歌成立的来龙去脉为引子，挖掘出如下事实：

·      美国政府最早在1989年就预见到信息战是一种重要的未来战争形态。

·      美国政府通过中央情报局，成立了风险投资基金In-Q-Tel，将该基金60%以上的投资投给了“专门从事自动收集、筛选和理解海量信息的公司”。（参见前文《西方的人物和组织：军民融合IQT》）

·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绕过法律，设立了一个隐蔽的“高地论坛”，将创新人士汇聚一堂，“思考IT业和全球化对美国、对战争的影响，思考互联网和其他新兴技术将如何改变世界”。

·      高地论坛的主要目标就是支持美国的信息战政策。该论坛最大的成就就是催生了基于网络的高科技战争。

·      具体到谷歌公司，高地论坛基于“将大规模监视作为全球范围内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这一理念，以“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家安全局-海量数字数据系统”这一联合项目的名义，在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合作开发谷歌的过程中为布林提供了部分资金，并且通过包括一名中情局官员在内的美国高级情报代表，监督了谷歌在这个启动前阶段的进展，直到公司准备正式成立为止。在此过程中，谷歌获得了来自五角大楼（包括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大量”种子资金和监督。

信息战

高地论坛起到了双向“影响力桥梁”的作用：一方面，私人承包商的影子网络影响着美国军事情报部门信息战策略的制定；另一方面，五角大楼影响着私营企业的发展。高地论坛在孕育“将大规模监视作为全球范围内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这一理念方面发挥了真正的工具作用，是这一双向桥梁最清楚的证据。

1989年，当时在美国海军担任密码学家的理查德·奥尼尔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US Naval War College）写了一篇论文——《走向感知管理方法论》（Toward a methodology for perception management）。时任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US Army’s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ommand，INSCOM）高级军官的约翰·亚历山大上校（John Alexander）在其著作《未来战争》（Future Wars）中记录了奥尼尔的论文首次将“感知管理”战略描述为信息战的一部分。奥尼尔提出的战略为信息战确定了三类目标：对手（让他们认为自己很脆弱）；潜在的伙伴（“让他们认为（战争）原因是正义的”）；平民和政治领袖（让他们“认为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基于奥尼尔的论文的秘密简报“被递到了国防部的最高领导层”。“他们承认奥尼尔说得对，让他把论文藏起来。”

只不过国防部没有把它藏起来。1994年前后，比尔·克林顿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任命奥尼尔成立了高地集团，作为五角大楼的一个官方项目。佩里于2003年从政府离职后加入了科学应用国际公司董事会。

用奥尼尔自己的话来说，高地集团将成为五角大楼的“创意实验室”。据《政府行政》杂志报道，第一届高地论坛会议上军事专家和信息技术专家云集，“思考IT业和全球化对美国、对战争的影响，思考互联网和其他新兴技术将如何改变世界”。这次会议帮助“国家顶级军事智囊们”确立了“网络中心战”的想法。

排除公众

五角大楼的官方记录证实，高地论坛的主要目标是支持国防部在奥尼尔的专长——信息战——方面的政策。根据五角大楼1997年《向总统和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信息作战” （Information Operations）部分的记录，国防部长办公室已授权“以重要的国防部官员、工业界和信息作战专家为基础建立高地集团”，以协调联邦军事情报机构间的信息作战。

次年的国防部年度报告重申了该论坛对信息作战的重要性：“为研究信息作战相关问题，国防部资助了高地论坛，该论坛汇集了来自各个领域的政府、工业界和学术界人士。”

注意，到1998年，“高地集团”变成了“高地论坛”。据奥尼尔说，这是为了避免高地论坛会议受到“官僚主义的限制”。他所指的是联邦咨询委员会法（Federal Advisory Committee Act，FACA），该法案规定了美国政府正式征求特殊利益集团意见的方式。

联邦咨询委员会法又被称为“开放政府”法，它要求美国政府官员不能与政府以外的人举行闭门或秘密磋商来制定政策。所有此类磋商都应该通过允许公众监督的联邦咨询委员会进行。联邦咨询委员会法要求公开举行会议，并通过联邦公报进行公布，咨询委员会应在联邦总务署的办公室进行注册，并满足公共利益问责制的其他要求。

但《政府行政》杂志报道说，“奥尼尔和其他人相信”这类监管问题“将压制他们所追求的思想自由流动和无限制讨论”。五角大楼的律师警告说，“集团”这个词可能意味着他们必需承担某些义务，因而建议将整个运营私营化。“所以奥尼尔将其更名为高地论坛，并转入了私营企业阵容，将其作为五角大楼的顾问公司进行管理。”五角大楼高地论坛从而开始在奥尼尔的“智力资本风投公司”“高地集团公司”的领导下运行。

1995年，在威廉·佩里任命奥尼尔领导高地论坛的一年后，该论坛的“合作伙伴”科学应用国际公司成立了一个新的信息战略和政策中心，负责人是“高地集团成员杰弗里·库珀（Jeffrey Cooper），高地集团是一个就信息战问题向国防部高级官员提供建议的组织”。这个新中心的目标和高地论坛完全一致，即作为“一个信息交换所，通过赞助一系列研讨会、论文和专题讨论会，深入探讨信息战的影响，以便汇集信息战领域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其目的是“使得来自政府、工业界和学术界的领导者和决策者能够解决围绕信息战的关键问题，确保美国对所有潜在敌人保持优势”。

尽管有联邦咨询委员会法的规定，但各联邦咨询委员会即便没有被公司势力所攻陷，至少也已经受到了后者的严重影响。因此五角大楼甚至干脆越过了该法案已然十分宽松的限制，永久地排除了任何公众参与的可能性。

奥尼尔所谓“没有报告或建议”的声明是不诚实的。他自己承认，自1994年以来，五角大楼通过高地论坛与工业界进行的秘密磋商都有各种定期展示，包括学术论文和政策论文、会议录音和会议记录、其他形式的文件等，但这些文件被锁在需要登录名的网页里，仅供论坛代表访问。这么做哪怕这没有违背联邦咨询委员会法的字面规定，也违背了其精神——这么做显然是为了规避民主问责制和法律规定。

高地论坛不需要产生共识建议。这个论坛的目的是为五角大楼提供一个影子社交网络机制，以巩固其与企业势力的长期关系，发现新的人才，可以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用于微调信息战战略。

国防部高地论坛的总参与者人数超过了一千人，但其会议绝大部分是小型封闭式研讨会，参加人数最多25—30人，可根据主题让专家和官员汇聚一堂。与会代表包括来自科学应用国际公司、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兰德公司、思科系统公司、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eBay、贝宝、IBM、谷歌、微软、AT&T、BBC、迪士尼、通用电气、安然公司等公司的高层人员；国会和参议院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成员；美国能源业的高管，如剑桥能源研究协会的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以及参与总统竞选的两方的关键人物。

其他参与者中包括以下资深媒体专业人士：大卫·伊格内修斯（David Ignatius，《华盛顿邮报》副主编，当时是《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执行主编）；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纽约时报》常任专栏作家）；阿尔诺·德·博奇格雷夫（Arnaud de Borchgrave，《华盛顿时报》和合众国际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的编辑）；史蒂文·列维（Steven Levy，前《新闻周刊》编辑、《连线》杂志资深撰稿人，现任Medium平台首席技术编辑）；劳伦斯·赖特（Lawrence Wright，《纽约客》特约撰稿人）；诺亚·沙赫特曼（Noah Shachtmann，《每日野兽》（Daily Beast）执行主编）；丽贝卡·麦金农（Rebecca McKinnon，全球之声在线（Global Voices Online）联合创始人）；尼克·高英（Nik Gowing，BBC）；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纽约时报》）。

由于高地论坛目前由国防部办公室负责情报的国防部副部长资助，它可以内部接触美国主要监视和侦察机构的负责人，以及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到净评估办公室等国防部研究机构的主管和他们的助理。这也意味着该论坛深深融入了五角大楼的政策研究工作部门。

谷歌：五角大楼播种

1994年——也就是高地论坛在国防部长办公室、净评估办公室和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管理下成立的那一年，斯坦福大学两位年轻的博士生——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取得突破，做出了第一个自动化网页抓取和页面排名应用程序。这个应用程序至今仍是谷歌搜索服务的核心组件。布林和佩奇的研究资助来自数字图书馆计划（DLI），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一个多机构项目。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

在搜索引擎的开发过程中，谢尔盖·布林会定期直接向两位根本不是斯坦福大学教职员工的人做汇报：巴瓦尼·图拉辛汉姆（Bhavani Thurisingham）博士和里克·斯坦海瑟（Rick Steinheiser）博士。他俩是美国情报界信息安全和数据挖掘的某个敏感研究项目的代表。

图拉辛汉姆现在是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网络安全研究所的路易斯·比彻尔（Louis A. Beecherl）杰出教授和执行主任，是数据挖掘、数据管理和信息安全问题领域广受欢迎的专家。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在美国领先的国防承包商MITRE公司工作，负责管理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Massive Digital Data Systems initiative，MDDS），这个项目是由美国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资助的，旨在促进信息技术的创新研究。

“我们通过计算机科学家杰弗瑞·乌尔曼（Jeffrey Ullman）资助了斯坦福大学，他当时有几名非常有前途的研究生在多个令人兴奋的领域工作。”图拉辛汉姆教授这样告诉我，“其中一位就是谷歌的创始人谢尔盖·布林。情报界的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基本上为布林提供了种子基金，此外他还得到了来自许多其他来源的补充资金，包括私营企业。”

这种资助当然并不罕见，而谢尔盖·布林作为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得到它似乎也只是偶然。五角大楼此时正忙于资助计算机科学研究。但这件事说明了硅谷文化是如何深植在美国情报界的价值观当中的。

在德克萨斯大学网站的一份特殊文件里，图拉辛汉姆回忆道，从1993年到1999年，“情报界启动了名为‘海量数字数据系统’的项目，当时我在MITRE公司工作，负责为情报界管理它”。该项目资助了包括斯坦福大学在内的多所大学的15项研究工作,目标是开发“能管理数太字节（TB）到拍字节（PB）级别数据的数据管理技术”，包括“查询处理，交易管理，元数据管理，存储管理和数据集成”。

当时，图拉辛汉姆是MITRE的数据和信息管理首席科学家，领导的研发团队为美国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及美国海军空间和海战系统司令部（US Navy’s Space and Naval Warfare Systems Command，SPAWAR）和通讯与电子司令部（Communications and Electronic Command，CECOM）工作。她之后还曾为美国政府官员和国防承包商教授反恐数据挖掘课程。

图拉辛汉姆在德克萨斯大学的那篇文章中附上了一份美国情报界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的摘要，该摘要曾于1995年提交给“情报界年度研讨会”。摘要显示，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的主要赞助者包括三个机构：国家安全局、中情局研发办公室、在中情局局长领导下运作的情报界管理参谋（Community Management Staff ，CMS）。该计划的管理者被确定为哈尔·卡兰（Hal Curran，国安局）、罗伯特·克鲁兹（Robert Kluttz，情报界管理参谋）、克劳迪娅·皮尔斯博士（Claudia Pierce，国安局）、里克·斯坦海瑟博士（中情局研发办公室）和图拉辛汉姆博士本人，该项目在3—4年的时间里每年提供300万—400万美元的资金。

图拉辛汉姆在文章中重申，这个中情局和国安局的联合项目通过向斯坦福大学的杰弗瑞·乌尔曼教授（布林的导师）提供基金，部分资助了谢尔盖·布林开发谷歌核心的工作。

“实际上，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先生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就获得了该项目的部分资助。他与导师杰弗瑞·乌尔曼教授和我在MITRE的同事克里斯·克里夫顿博士（Chris Clifton，MITRE首席IT科学家）合作开发了Query Flocks System，为挖掘存储在数据库中的大量数据提供了解决方案。我记得和情报界的里克·斯坦海瑟博士一起去访问斯坦福大学时，布林先生会穿着直排轮旱冰鞋冲进来做演讲，然后再冲出去。事实上，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98年9月，布林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搜索引擎，不久后它就变成了谷歌。”

布林和佩奇于1998年9月——也就是他们最后一次向图拉辛汉姆和斯坦海瑟作报告的那个月——正式将谷歌成立为公司。“Query Flocks”也是谷歌获得专利的“PageRank”搜索系统的一部分，它是布林在斯坦福大学为CIA-NSA-MDDS项目工作时开发的，并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IBM和日立公司（Hitachi）的资助。那一年，在图拉辛汉姆手下负责开发“Query Flocks”的克里斯·克里夫顿博士和布林的导师乌尔曼教授及中情局的里克·斯坦海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标题是《文本中的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 in Text）。

“就种子基金而言，支持布林的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基金意义重大，但它很可能被其他资金流抵消了。”图拉辛汉姆写道，“对布林的资助持续时间约为两年。在那段时间里，我和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的同事每三个月左右就会去斯坦福见布林，监督他的进展。我们没有做严格的监督，但确实想检查进展、指出潜在问题并提出建议。布林在那些简报中确实向我们介绍了Query Flocks的研究工作，并向我们展示了谷歌搜索引擎的几个版本。”

因此，布林曾定期向图拉辛汉姆和斯坦海瑟报告他在开发谷歌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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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下午2:05更新（2015年2月2日）：

本文发表后，图拉辛汉姆教授修改了上面引用的她的文章。修改后的版本包括一个新的修改声明，然后是她对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的叙述的原始版本。在这个修改后的版本中，图拉辛汉姆否定了中情局资助谷歌的说法，改为写道：

“事实上，杰弗瑞·乌尔曼教授（斯坦福大学）和我在MITRE的同事克里斯·克里夫顿博士与其他一些人一起开发了Query Flocks System，作为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的一部分，它为挖掘存储在数据库中的大量数据提供了解决方案。此外，谷歌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先生当时是乌尔曼教授研究组的成员。我记得和情报界的里克·斯坦海瑟博士一起定期访问斯坦福大学时，布林先生会穿着直排轮旱冰鞋冲进来做演讲，然后再冲出去。在1998年9月我们最后一次访问斯坦福期间，布林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搜索引擎，我相信不久后它就变成了谷歌……

“艾哈迈德（Ahmed）博士的文章（2015年1月22日）也有一些不准确之处。例如，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不是艾哈迈德博士所谓的‘敏感’计划；它是一个资助美国大学的非机密项目。此外，谢尔盖·布林从未向我或里克·斯坦海瑟博士做过汇报；他只是我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访问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时向我们做过讲演。此外，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从未资助过谷歌；它资助的是斯坦福大学。”

在这里，图拉辛汉姆的叙述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事实差异，只是声明了她将谢尔盖·布林与Query Flocks的开发联系起来的说法是错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确认并非来自她本人的知识，而是来自一篇引用了谷歌发言人评论的文章。

但是，企图将谷歌与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项目脱钩的可笑尝试并没有达到目的。首先，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从未资助过谷歌，那是因为在谷歌搜索引擎核心组件的开发过程中并没有以该名称注册的公司。相反，这笔基金是通过乌尔曼教授提供给斯坦福大学的，通过乌尔曼教授，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资金中的一部分用于支持当时共同开发谷歌的布林。其次，图拉辛汉姆补充表示布林从未向她或中情局的斯坦海瑟“做过汇报”，但承认他“在我们上世纪九十年代访问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时向我们做过讲演”。虽然目前尚不清楚汇报和提供详细介绍之间的区别，但不管怎么说，图拉辛汉姆都证实了她和中情局对布林开发谷歌的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三，图拉辛汉姆用“非机密”来描述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但这与其“敏感”性质并不矛盾。作为一个担任情报承包商和顾问长达数十年的人，图拉辛汉姆肯定知道有很多方法可以对情报进行分类，包括“敏感但未保密”这一类。我采访过的几位前美国情报官员表示，几乎完全找不到中情局和国安局的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的公开信息，这表明虽然该项目没有保密，但它的内容很可能被认为是敏感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要最大限度地降低该项目的透明度，以及它会以为美国情报界开发工具的方式进行反馈。第四，也是最后一点，重要的是要指出，图拉辛汉姆在德克萨斯大学文件中收录的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摘要不仅明确指出中情局局长的情报界管理参谋、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是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的监督者，而且该项目的目标客户是“国防部、情报界和其他政府组织”：即五角大楼、美国情报界和其他相关美国政府机构。

换句话说，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在图拉辛汉姆和斯坦海瑟的监督下通过乌尔曼向布林提供资金，之所以这么做从根本上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布林开发谷歌的工作对五角大楼、情报界和整个联邦政府的工作的潜在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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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布林和佩奇在斯坦福大学期间发表的几篇合著论文均引用了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并特别强调了它对布林的资助在谷歌开发中的作用。在他们1998年发表在IEEE计算机协会数据工程技术委员会公报上的论文中，他们描述了通过“双迭代模式关系提取”从网络中提取信息的自动化方法、“名为PageRank的网页全球排名”的开发，以及使用PageRank“开发一种名为谷歌的新颖搜索引擎”等工作。谢尔盖·布林在开头的脚注中确认他“得到了情报界管理参谋‘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的部分资助，NSF基金IRI-96-31952”——这证实了布林开发谷歌的工作确实得到了CIA-NSA-MDDS项目的部分资助。

与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一起确认的NSF基金的项目报告的受资助学生名单中列出了布林（而在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的名单里没有），该基金与提供给拉里·佩奇的基金不同，后者还包括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基金。该项目报告由布林的导师乌尔曼教授撰写，在“成功迹象”部分下写道：“基于NSF支持的研究的初创公司有些新故事。”在“项目影响”部分，报告提到：“最后，谷歌项目也以Google.com的形式商业化了。”

因此，图拉辛汉姆的陈述，包括她新修订的版本，表明CIA-NSA-MDDS项目不仅在布林和拉里·佩奇合作开发谷歌的过程中为布林提供了部分资金，而且包括一名中情局官员在内的美国高级情报代表监督了谷歌在这个启动前阶段的进展，一直到公司准备正式成立为止。在此过程中，谷歌获得了来自五角大楼（包括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大量”种子资金和监督。

无法联系到国防部对此发表评论。

当我请乌尔曼教授确认布林是否得到了情报界的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的部分资助，以及乌尔曼是否知道布林定期向中情局的里克·斯坦海瑟简报他在开发谷歌搜索引擎方面的进展时，乌尔曼的回答含糊其辞：“我可以知道您代表谁，以及您为什么对这些问题感兴趣吗？您的‘消息来源’是谁？”他还否认布林在开发Query Flocks系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布林的论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与佩奇共同开发PageRank系统时确实借鉴了这项工作。

当我询问乌尔曼是否否认美国情报界在谷歌开发过程中对布林的支持作用时，他说：“我不会通过否认来给你这种胡说八道贴金。要是你不说清楚你有什么理论，你想表达什么观点，那我一点也不会帮你。”

发表在德克萨斯大学网页上的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摘要证实，CIA-NSA项目的意向是“提供种子资金，以开发高风险、高回报的数据管理技术”，包括“查询、浏览、过滤；交易处理；访问方法和索引；元数据管理和数据建模；集成异构数据库；以及开发合适的架构”。该计划的最终愿景是“在异构实时环境中提供海量数据、信息和知识的无缝访问和融合”，以供五角大楼、情报界和可能在整个政府使用。

这些泄露的信息证实了罗伯特·斯蒂尔（Robert Steele）的说法，他是前中情局高级官员、海军陆战队情报活动的创始文职副主任，我去年为《卫报》就开源情报问题采访过他。斯蒂尔曾在2006年援引中情局的消息源表示，他的老同事斯坦海瑟是中情局在谷歌的主要联络人，曾为这家开创性的IT公司提供过早期资金。当时，《连线》的创始人约翰·巴特尔（John Batelle）设法从谷歌发言人那里得到了一份官方否认，以回应斯蒂尔的说法。该否认如下：

“与谷歌有关的陈述完全不真实。”

这一次，尽管我进行了多次请求和对话，但谷歌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

更新：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下午5:41（2015年1月22日），谷歌的公司传媒总监与我取得联系，要求我提供以下声明：

“谢尔盖·布林不曾参与斯坦福大学的Query Flocks项目，他的任何项目也都不是由美国情报机构资助的。”

我的回信内容如下：

我对该声明的回复如下：布林本人在自己的论文中承认接受了来自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情报界管理参谋的基金，是通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的。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是由中情局和国安局建立的一项情报界项目。正如文章中所指出的，我还有一份德克萨斯大学图拉辛汉姆教授的陈述，称她代表美国情报界管理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她和中情局的里克·斯坦海瑟在两年时间里每三个月左右都会见一次布林，听取他开发谷歌和PageRank的进展情况简报。布林是否参与Query Flocks的工作根本无关紧要。

在这种情况下，您可能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 谷歌是否否认布林的工作得到了海量数字数据系统项目经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进行的部分基金资助？

2) 谷歌是否否认布林在1996年到1998年间定期向图拉辛汉姆和斯坦海瑟报告，直到1998年9月向他们展示谷歌搜索引擎为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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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微信公众号：风云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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